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

　　袁吉六，字仲谦，派名士策，前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拔贡。新化洋溪区苍溪乡戴家凼村人。袁吉六先生祖籍西原鲜花孟公乡白莲村袁家凼（先划为隆回县），其七代祖先袁文宗擅长皮革手艺，外出谋生，约于清朝初年，迁往靖县，定居葫芦寨，吉六先生1868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十日）出生于该地。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袁吉六先生因为族内长辈所逼，携眷重回祖籍白莲村。由于白莲村旧居太窄，家中人多，建房地基及木材困难，便选定苍溪乡戴家凼，自建新居，取名“山斋”。

　　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贞，系戴家凼戴永兴之女。袁先生内弟戴石屏曾留学日本，与蔡锷是同窗好友，据说蔡锷曾在戴家凼避乱一个时期，与石屏相处甚善，辛亥革命时期，石屏英勇就义。

　　袁吉六先生曾任过省署机要秘书、嗣长政院；后征任国史馆总编修，辞以年迈未就。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特别注重口诲心维。先后任湘中各大学、师范、中学国文教员。在家乡新化和省城长沙培育的弟子数以千计。辛亥革命时候留学日报热闹的陈天华、陈润霖（夙芳）等，就是他在新化时培育的学生。陈润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长沙办楚怡学校。一九一三年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陈又兼任第四师范校长。袁吉六先生应聘在四师任教，后转一师任教。毛泽东同志首先考入四师，一九一八年在一师毕业，一直是袁吉六先生担任国文教员。由于袁在教师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留着长胡须，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

　　袁吉六先生是精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最重视古文教学。而毛泽东同志由于受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袁除在课堂里讲授古文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找毛泽东到自己房里谈话，告诉他：“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同志最欣赏袁吉六先生的这种读书方法，便从一家旧书店买来了一册《韩昌黎全集》，看到错字甚多，就借来经袁吉六先生圈点、批注过的版本一一校正，逐篇熟读，并学作古文。袁吉六先生对他的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很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孙融笔意”，常批给学生“传观”。后来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见斯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所著《西行漫记》）。

　　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毛泽东同志的学业，而且关怀他的革命行动。一九一五年上半年，省议会作了一个新规定，秋季始业时每个同学要缴十元杂费。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一师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对此，毛泽东同志很气愤，就写了一篇宣言，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等事实。校长知道这件事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等十七个同学。袁吉六先生挺身而出，鼎力担保，使毛泽东同志没有被开除。

　　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很器重，毛泽东也非常推崇这位老师。一九一八年夏，毛泽东同志在一师毕业后，投身革命。袁吉六先生也离开了一师，先后在省立第三女师（衡阳）、湖南大学执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奋战南北，与袁吉六先生失去了联系。袁吉六先生，家贫如洗，布衣终身。晚年，竭尽毕生之力，著书立说。曾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文学要略》、《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平生喜平原书法，数十年如一日。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四月初二日）卒于新化苍溪乡戴家凼村，享年六十四岁。今坟移葬于隆回县高坪区孟公乡白莲村。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得知袁已在家乡去世，非常悲痛。为了表示对这位已去世的老师的敬意，在解放后的头一个“五一”（1950年）劳动节时，他特邀请袁师母戴常贞到北京去参加观礼。此后，毛泽东同志每次回湖南，都要亲自或派人去看望戴常贞老人。“袁吉六先生之墓”就是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回湖南时书写的。一九六三年戴常贞老人患结石病施了手术，毛泽东同志一次就托周世钊同志带来了四百元现金。在毛泽东同志的关照下，戴常贞老人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直至一九七O年才去世，终年八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