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忠鹄堂”

——记清提督李有恒

(作者：陈中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巴蜀鬼才” 魏明伦曾编写了一川剧《巴山奇冤》，故事的梗概是：

　　清朝晚年，四川巴山县遭大旱，民不聊生。饥民围衙请愿，要求知县开仓放粮，知县为掩盖其吞没公粮的罪行，竟谎报巴山民变。总督不察虚实，下札剿办，提督李有恒率兵剿杀，三千饥民死于非命。其中一秀才侥幸脱逃，奔往成都，向总督面陈巴山冤情，险遭不测。后值张之洞入川主考，秀才趁考试机会，在考卷上大书巴山冤状。张之洞回京直奏皇太后，皇太后派钦差入川查办。知县为了保住其性命，向总督献策，将“剿办”札子偷换为“抚办”札子，诿过于提督李有恒。在钦差会审公堂，知县称他报的确系灾情，总督则说他下的札子是"抚办"，提督李有恒不知中计，亮札对质时，才发觉札子变了。钦差下令斩提督、知县，假革总督，并传太后旨意，赐秀才为告状状元，赏御酒。岂料酒中早已下毒，秀才饮后身亡……

　　此戏剧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上映后影响巨大。直至今日，该剧在四川依然盛演不衰。

（一）

李有恒故居

　　时光悄然流逝，转眼进入了九十年代。

　　某年，某月，一个记不确切的日子，湖南新化县西河镇象鼻山后的一清代古墓被盗了。霎时，各种流言布散四方，周遭数十里地方的人群笼聚，议论纷纷。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一座怎样的墓被掘，竟会引起人们的如此关注？

　　多年后，我揣着满腹的疑惑，来到了墓主的家乡——游家镇一个小名叫春田的地方。去的那天阴雨连绵，满路泥泞，步履难行。沿途打听，方找寻到一座早已颓败不堪的院宅，蒙蒙的雨丝缀成点滴，沿着失修的瓦椽滑落，潮湿、阴晦，看不出也不觉得往日的辉煌与荣光。诺大的院落，寂寥、清冷，空无一人。伫立阶前, 只见牌头上淡淡墨痕中有“田园乐处”四字, 依稀可辨。大门两侧有一石联，联云：“圣代即今多雨露, 众山罗列似儿孙”，亦久己漫漶斑驳。正寻思诗联中的意味, 一老人踽踽而过，忙上前打听，老人指了指旁边的一间厢房。叩开门，一股呛人的烟雾扑鼻而来，但见满屋的男女围坐在一起，博赌一种乡下常见的纸牌。说明来意，其中一老者上楼翻找出一沓润润的族谱。匆匆查阅，匆匆摘抄，匆匆离去。

　　倒是屋外一青年，几番热情，悄声告诉我此院宅为“忠鹄堂”，即淸提督李有恒将军的府第，且绘声绘色的向我讲叙了将军的坟墓被盗的传奇故事：

　　盗墓者是冲着一颗金头去的。据说当年墓主问斩后，皇上顿起怜悯之情，嘱人给其镶了一颗金头，将军得以完尸归葬乡梓。墓中是否真有金头，如今，己不得而知。但其中一插曲，倒是引出许多人的羡慕。在发现墓坟被盗掘的当天，整个山头围观的村民人山人海，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人群都四下散去，最后一离开的人无意中用雨伞捅了捅盗墓掘出的一双靴子，结果捅出了“一篓金”——此人大发了一笔，有人说靴子里藏有许多财宝，有人说靴子本身就很值钱。

（二）

李有恒故居

　　新化, 地处蛮荒, 清中以前, 鲜有人物。自太平军兴，湘军崛起，邑人入伍从军，也就成为科举仕途外一种新的出身途径。偶尔翻阅清人笔记，始知新化在清同光年间曾有一提督李有恒，因东乡惨案，名闻于世，实乃悲剧人物。

　　李有恒，谱名承楠，字南富，号子政，湖南省新化县游家镇春田村人。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诰授振威将军，统领虎威宝营全军劲勇，赏穿黄马褂，赏戴花翎。其“督兵廿余载，转战数省，无役不从”，为塔齐布、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赏识。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年49岁。其人即《巴山奇冤》一剧中的提督“李有恒”原型。有关李有恒生平的资料已不甚详备，只有谱牒及清代著名诗人、书画家顾复初撰书的《清故提督李君墓志铭》中尚有零星的记载。在这里我且还原“巴山奇冤”的本相：

　　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因连年大旱，饥馁之民为苛征所逼，民情浮动，乡民聚诸官府，要求减征。东乡知县孙定扬以乡民围攻官府，谋图造反，再三请兵镇压。当时东乡地处大巴山南麓，属于川、陕、鄂三省交界边陲，地瘠民贫，历为白莲教活动地区，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其民习于强狠”，激易生变。加之知县孙定扬接连札报，川督吴棠主张示以军威，急调时驻叙永防次的李有恒部驰抵东乡督办。接着文格护督，又六百里照会（注：传递公文，日600里，谓情况紧急），以东乡近年屡滋祸患，亟宜“痛加剿办，以清乱源”。于是，提督李有恒奉檄率兵展开清剿，死民众400余人，官兵亦有伤亡。是为震惊朝野的“东乡惨案”。

　　此案发生后，舆论轰动，东乡人北上京控，以御史吴镇等为首的四十七位川籍京官联衔奏劾。虽然文格怕牵连自己，一再为李有恒辩疏解脱，终众愤难平，部令除给予文格以申斥外，令将李有恒下狱候查，讯明治罪。

　　光绪四年春，北方数省灾情严重，清廷下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连上数疏，要求重新审理东乡一案。疏中主要是请杀提督李有恒，以谢川民。第二年，清政府派钦差恩承、童华前往复查。复查结果，并无大的更动，只是重复清廷光绪三年的判处意见。

　　“东乡案” 最终因张之洞的介入发生逆转。案发时，张之洞正在四川任学政一职，他到东乡县所在的绥定府主持考试的时候，秀才们在试卷里书诉“东乡血案”，张之洞因此对此事件有一定的了解。光绪五年张之洞调回北京任职，几个月后连上数道奏折，详陈案件发生的原因，申明判处的不公。由于张之洞的据实直陈以及原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奉令查奏。光绪五年六月（1879年），刑部以“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并非叛党”， 已革知县孙定扬, 提督李有恒“诬叛妄杀”，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当时的护理总督文格、现任总督丁宝桢，“并坐夺职”，其他与此案有关的数十名文武官员，皆处以革职、流放或充军。

（三）

　　东乡一案，李有恒奉檄行事，无法自行主张，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他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其结果不可谓不惨痛。因此，当时在蜀的士人们对李有恒的悯惜之情常常流露于他们的文字中，举其中一例，如清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曾有详细记载，摘要如下：

　　……（前略） 朝庭令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查办。有人替李有恒忧心，李有恒说：“吾固遵宪檄办理，吾何患焉”。陕西人田秀栗是李有恒的换帖兄弟，当时任成都令，受总督文格的托请，欲换取先前的檄文，卸责于李有恒，于是准备了同样一份檄文，唯“痛加剿洗”改为“相机剿抚”。李有恒心中坦直，重兄弟感情，对田秀栗的来访没有任何的防备，以至让其得逞，把檄文偷换了去，等“有恒觉察，则已痛悔无及矣”。 不久，李有恒果被处斩。田秀栗因偷换檄文有功，得到了升迁。有一天，田秀栗“送客至门，忽神色惨变，自言见有恒来索命”， 不一会，便暴病而亡。这件事情“凡宦蜀者能言之”。田秀栗昩着良心陷害自已的换帖兄弟，“狗彘耳，乌足责”； 只可惜文格好歹也是一个有声望的人，竟也干出这种为人所不耻的事情来，并且“赏恶劝奸，升擢秀栗”， 不知其心中可有愧疚否？

　　不难理解，后来有人针对《巴山奇冤》，编撰了《辩冤记》，剧中主角李有恒，以清官的面目出现，他首先抵制“剿办”， 后来却被上司抛出替罪，灾民不服，上堂替其辩冤……

　　在李有恒收监待罪的前后，“其一兄一弟皆以积劳殁于国”， 而他年逾七旬的母亲千里迢迢奔赴京城，替自己的儿子鸣冤叫屈。于此情此景，清代著名红学家孙桐生悼念李有恒的挽联最为真切感人，联云：

　　“鸟尽叹弓藏，想当年勒鼎摩崖，讵料竟成三字狱；桃僵悲李代，忆往日指囷赠策，那堪同断九回肠。”。

　　也许是“圣主当必恻然容有以宽”，李有恒就法刑场后不久，其妻其母皆封为一品夫人，朝庭戓以此籍慰和补偿，但逝者已矣，此举又何必。尤有可悲者，李有恒之子任贵州兴义知府，喜收藏，善书法、篆刻，有政声。却因东乡一案，川贵相邻，他甚至不能明署自已的籍贯，惟以“高平”代之，以至其名湮没，邑人已无人知晓。

　　东乡事件间的是非曲直，至今尚有不甚明了之处，提督李有恒一生的功过是非，也永运是空山幻景，云遮雾障。东乡血案之痛，恐怕一时难以从川人心中拂去，而李有恒命殒巴蜀，又何尝不是湘人之痛，犹如新化人记忆里的一道深深的痂痕。

（四）

　　想起去拜谒李有恒将军墓的时候，是在一个深春的季节了。当时，百草丰茂，百虫繁衍，墓坟全淹没在灌木丛中，拔开杂草，清出一条路，但见墓地里孤零零地斜躺着一石碑，石碑上的蜘蛛虫蚁往来熙攘，碌碌经营，那里已是它们的一片天地。一人置身于此，倍感凄清。好在墓前不远处有一农家，我不时去借水闲聊，正逢主人宴客，主人热情留饭，甚是殷勤。

　　拓完碑，整理行裹，已是夕阳西斜。下山数十步，路经一小学，落日余晖中瞥见学校内一新刋刻的石碑，碑文中有句云：“……地处象鼻山前，万源桥畔，前寨拥峰峦分来一脉，后塘汇溪水流出千支。真乃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我默默吟诵着，心中不禁涌出几许惆怅。(文/图：陈中林)

李有恒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