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精神与近代湖湘文化

　　王夫之（1619—169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买姜翁、一瓠道人、一瓠先生，或瓠道人、双髻外史、夕堂等等。因晚年隐居湖南衡州金兰乡石船山（今衡阳县境内），自署船山老农、船山老人、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学者尊称船山先生。青年时代的王夫之，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一方面关心动荡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1644年，明清更迭，他举兵衡山，奋起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行人。其后半生，隐居石船山麓，明志“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潜心学术，为总结明亡教训反思传统，反省理学，著述以终。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其著作“凡百余种”，著录有名者：经类24种，史类5种，子类18种，集类41种。与船山同时代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赞道：“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船山学显始于近代，肇自湖南。由于生逢乱世，拒绝仕清，窜身瑶峒，杜门著书，船山一生命运坎坷，不仅生时席荆饮涧，声音不出林莽，而且死后一个半世纪鲜为人知。直至1840年，邓显鹤校刻《船山遗书》18种150卷，案“船山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其志行之超洁，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梨州、李二曲诸老先相颉颃，而世鲜知者”，船山学说才开始引起湘人注意；1865年，曾国藩兄弟捐资数千刊刻《船山遗书》56种280卷，船山著述广为流传，船山学说方开始显出，逐渐由湖南而全国，为世人推崇，与顾炎武、黄宗羲比肩。如欧阳兆熊《致曾国藩》提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郭松焘为船山祠撰联：“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生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梁启超在同名著作中同样如是说：“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先生。”谭嗣同则言辞激越：“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学说首先为近代湖南推崇，因为建构近代湖相文化，确立近代湖南学术和价值取向，提升地域文化优势，增强地方自信与凝聚力的需要，因为船山志行之超洁，著述之宏富，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持论之卓越，更因为船山精神与时契合。

　　其一，务实。船山发明实有范畴。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得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太虚，一实者也”。认为宇宙的本质是实有。他还提出：“诚者，天之实理。”“诚者，约天下之理而无不尽，贯万事之中而无不通也”。认为天理是实有，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是实有。船山以实有释诚，说明宇宙万物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中国古典哲学本体论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他不但说明宇宙的本质不是“空”，而是“实”，不是“无”，而是“有”，不是某种被认为存在于宇宙之外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理”，也不是所谓的人的“心”；而且突破了有本论的不明，气本论的原初性、实物性物质概念的局限，对物质世界的普遍本质作了更高也更准确的哲学抽象。船山的实有论，为明末清初社会批判理学虚空，倡导务实精神，提供了本体论证明。

　　其二，主动。传统动静观将动与静分离，或者离动言静，或者离静言动。传统主静说强调静止是事物的本质，认为静止是绝对的，运动不过是静止的表现形式。船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动说的集大成者。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机，体同而用异则相感而动，动而成象则静。动静之机，聚散、出入、形不形之从来也”。认为太虚本动。动与静是阴阳二气的固有属性，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又：“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认为动静互涵，动静皆动，动与静互相包含，互相依存。船山动静观及其主动精神，船山对传统动静观和主静说的否定，实质是对明末清初社会“天崩地裂”的理论反映。

　　其三，思变。常与变是传统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传统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即常。实际上，这是对既定秩序与原则的绝对肯定，船山不然。他说：“变在常之中。……常亦在变之中。”“常一而变万，变万而常未改一。”“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常以治变，变以贞常，则功起矣”。“常一”指事物的一般规律，“变万”指事物的万千变化。船山认为宇宙有常亦有变，常与变互相包含，互相作用，共同促成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传统强调的是常，船山强调的是变，是明末清初社会变革的必然。

　　其四，求新。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巨变，清初学术曾形成守旧、革新之分野。守旧理论表现为卫道、护统，革新理论表现为除旧、布新。船山主张天地万物日新，日日新。他说：“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衰减之穷，与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认为天地、日月、风雷、人体等等，每日每刻都在“推故而别致其新”。正是从推故致新的意义上，船山提出：“死亦生之大造”（同上），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伴随着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应运而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船山提出“趋时更新”，“义理可以日新”，要求学术思想与时俱进，随社会发展而发展。

　　其五，重行。船山认识论以重行为特征。他说：“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人之所以为人，不能离乎君民亲友以为道，则亦不能舍乎人官物曲以尽道”。又：“至善之理得于己，俟行而已”（第4册第1471页）。又：“学之弗能，则急须问；问之弗知，则急须思；思之弗得，则又须学；辨之弗明，仍须问；行之弗笃，则当更以学问思辨养其力。……若论五者第一刻不容缓，则莫如行”。认为人禽之别在于行，止于至善在于行，学问思辨在于行。批判理学清谈，倡导务实力行，是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认识论基础，也是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特征。船山认识论以行为本，正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经世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为批判佛老尽废知行，程朱陆王重知轻行，提供了认识论根据；同时，也从理论上证明，变革社会，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坐而论道，清谈心性。

　　船山精神与近代湖南同在，与近代中国同在。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倡导洋务运动，谭嗣同献身戊戌变法，蔡锷、黄兴引领辛亥革命，近代湖南人与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与时俱进，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化趋时更新，一步一步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者：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章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