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古县城里是有一座文庙的。
早在我还未出生之时,便拆除了,逝者如斯,文庙,如孔夫子发出的这声浩叹而没入历史的烟波中。文庙于我,已经无缘面见。
梅山古城的年龄,一定是老于文庙。可后来,城市越来越年轻了,新的工业材料使它青春焕发,甚至千里迢迢从国外运来草皮,这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小草,叶片相当精致和小巧。作为反例的是一身苍老的文庙,它寂廖与清冷的身姿一夜之间被放倒,被遗弃。在它的废墟之上,如今已是车水马龙交织,城市正进入令人眩晕的盛宴。
栖息的空间本来无所谓精神寓意的。许多人的聚集,固定的起居,由小及大,时日及了,就具有城市的雏形,追问一座城市的起源,毕竟历史的风尘太过苍老,已经无法回答过于琐碎的问题。但我始终认定,城市的起始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譬如,前人是很注重一座城市的龙脉的,任何空间都有自己独到的构成——水的流向、山的走势、地气的冷暖、格局的张敛。堪舆学大行其道,就是由于人们安居的需要兴起的,借助这么一门学问,除了其中实在可感的方面之外,它的玄妙理论,使玄机深藏而不得解。我们乐意相信这一类引导——昨日的书生和今日的书生会有同样一种心事,同样一种对圣人的膜拜。因此,我们常常歆羡某一座城市的风水好,甚至这座城市的某一个标志就成了符号,一触及这个符号,解说成了多余。这许多年,大多数城市的转变让人瞠目结舌,可是,如果从文庙的衰败甚至废除来看待这座城市,那么,它的文脉是否能够经得起旧日文人的追问!
据说,文庙的兴衰,是可以来探讨一座城市文脉的强弱的。一座城市很自觉地保存一座文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它所具有的空间再大,一座城市也是足以包容和宽待的,有许多年,文庙如同长河中的乌篷船,时而在风平浪静中欸乃,接受着读书人虔诚的礼拜;时而于狂风大作里,飘摇在口诛笔伐的漩涡中。成年人的空间感里,许多精神的因素被漠视了,所谓的空间成就,对执掌权柄者而言,空间最好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不妨直说吧,让这么一座有着灵动欲飞的檐角的殿堂空着,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如今的县城,富贵气有了,世俗气有了,奢靡之风蔓延,可土气没了,雅气没了,文气更没了。我想这与缺乏一座庄严静肃的文庙有关。这里缺乏一个培养文气的空间,得不到无形的熏染。有关建筑的谶语历来很多,民间历来是没有能力安排一个城市的空间的,只是民间的说法繁多,他们对一个城市的建筑,尤其是这个城市给予儿童、少年的指引,充满了关心,甚至认为与某些空间的存废息息相关。新化,作为一个有着千余年文化积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近年来,每当高考过后,总是让我们有一种心力憔悴的隐痛。孟母三迁——这个通俗的搬迁过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空间应该适应,助益人的成长。在我们脱离不了城市,不能任意选择栖居的城市时,只能朴素地企盼我们这个城市的文脉更强一些吧!
精神的向往,说来只是一种象征。旧日国庠、里塾,孩童入得门来,先向孔夫子像行礼,然后再向先生行礼。动作简单之至,却像一枚种子放入幼小的心田,捂着,待日后成长。命运是不能预设的,不可能再走一条如孔夫子的路或者最终达到他那般结局。何况,谁都相信时光下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只是在我们探讨新的城市文明时,总是用许多显赫的项目,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变得没有家园感。原先与破旧城市并存的古雅风韵不见了,似乎一夜之间,那些崇尚古典的人们还来不及准备,新潮已经漫溢无端。在文庙的旧址上建起高层的住宅楼,它的经济效益一定是可观的。甚至就是一些人的夙愿,在里边构筑个人的世界——居家的档次,装修的格调,也是人生成就的一种注解。对比之下,古人更多的是对心灵的关注,文庙的出现,就是少数保存下来作为见证的事物之一。曾经在一座保持得比较完好的文庙前,我看到了由满文和汉文深深勒在石碑上的“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几个大字。一个简单的要求,一个需要转换的姿势——下马,很能表明这种提倡的意义,不仅在当时,还作用于后世。
新化县城,仿佛一个村姑,蜕去了以往的质朴,兑入了洋气和妩媚。曾经的梅山古城,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还会去关心一座文庙的去留与命运。也许,我的寻找和怀念太过于矫情而无任何意义。只是,不管时光怎么飞翔,文庙里总会有不少故事会在飞翔中沉淀下来。时光的每一个阶段,总是要偏袒一个方面,抑制另一方面。低潮——通常是我们对某种信仰衰退的说法,以此期待下一次高潮的到来。复兴——这也是我们对一种美好文化风气、格局、状态转机的渴望。如同时候到了,潮水不可阻挡地涌了上来,河滩上又一次湿润和饱满。只要有更多的人去寻找文庙,在每个人的心中,慷慨地给予文庙阔大的格局,因名利烟火熏烤的内心,就有可能被文庙俭索开阔、静谧爽朗的气息所沁润。就有可能与这个世界的文化复兴相遇,支撑起文人单薄的脊梁,继续忠孝承世,诗礼传家。(文:曾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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