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形成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50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该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北宋统一后，由于党项、辽、金和蒙古族的相继南侵，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得到相应的带动。原来北宋都汴京，江西与之相隔较近。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江西又是连结岭南的主要通道，这就使得江西成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湖南距江浙虽远，但南宋时国界线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阳及沿江要地都成了边防重镇，湖南遂成了边防重镇的腹地之一，地位较之北宋时反而更为重要了。

　　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重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边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据统计，迁入湖南的移民其来源多达16个省区，其中江西占64.45%，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宋徽宗时期湖南的人口总数已经达600万)，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进行了更新与改造，从而导致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

　　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两宋时期，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二麦(大麦和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约65万石的漕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湖南的茶叶生产每年也有56.5万余公斤，约占全国茶叶产量的10%左右。其它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种植业有棉、麻和各种果树，其中以柑橘最为突出。养殖业主要是养蚕、渔业和猪、鸡、鸭、鹅等。宋代湖南的手工业无论从规模、制造技术还是品种、产量，都较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

　　当时湖南开采和冶炼金、银、铜、铁、锡、铅、丹砂、水银等已形成相当规模，各种金属产量十分可观。矿冶业的发展刺激了各种金属制造业的兴盛。各种金属制造品特别是铜、铁器十分流行。如石门县出土的大量铜镜、铜罐和今存于常德滨湖公园的一尊高4.33米、重1520.8公斤的铁幢，反映了当时湖南铜、铁制品的高超技艺。此外，陶瓷、纺织、造纸和酿酒，在工艺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造船业，潭州已能制造载漕米万石的巨舰。商业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和繁盛。

　　能够体现湖湘文化在清代空前发展的还不仅仅是湖南在清代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科举政治人才，而且在思想学术上也有非凡的的人物及建树。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人所共知的衡阳人王夫之。

　　王夫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百家之学以及释、道之学，都有研究并吸取，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其思想理论的核心仍是理学家的性理哲学。如在人欲论方面他提出并论证了“理寓于欲中”、“理欲皆自然”的命题，得出了“性者生理也”的结论；在知行观上，认为二者“相资互用”，不可分离，尤其突出了“行”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摒弃批判了程、朱“知先行后”与陆、王“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治学思想上，把性理哲学的探讨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将理学的基本范畴加以新的阐发，使之适应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为经世致用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他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乡先贤是周敦颐；在他之后，道光年间他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他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他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诗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总之，由于学风的转变，道光以后，湖湘文化可谓鼎盛。除产生了一批前已提到的思想家、政治家外，接踵而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作家成批的涌现。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惊呼：“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这种现象的成因，究其思想渊源，都与王夫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清代湖南除了王夫之这一思想学术巨人，其他值得提及的文化、学术、科技人物尚有经学家李文炤（善化人）、王文清（宁乡人）、王元复（邵阳人）等；文学家、诗人陈鹏年（湘潭人）、张九鉞（湘潭人）、唐仲冕（善化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