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文艺发展现状之我见

前几日我偶然看到一篇介绍王朔现状的文章叫“‘颓’了的朔爷……”，文中这样写到：……毕竟还是王朔，腔调一如既往，喜欢有意无意放大自己其实人畜无害的攻击性。……感觉只有两个字：颓了。“颓”不是单纯的老，而是关乎精神状态的一种塌方……而另一篇撰写张艺谋电影的文章又写了这样的现实：我们将中国电影的梦想太多地寄托在张艺谋一个人身上了，是时候该放下他了，……张艺谋的作品，我们不仅要问，它能给世界传达什么呢?愚昧?贫穷?启蒙?反思?……张艺谋们到底在思考些什么?他们读经典的文学吗?读古老的哲学和历史吗?他们对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科学有兴趣吗?一个是八十年代影响一代青年的小说家，一个也是八十年代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大导演，他们是怎么了?文章以作者自己的观点给了我们答案：……但在1990年代后，莫言、余华告别了过去的自己，开始向现实主义的传统致敬。再后来，莫言又向更为伟大的传统——民间文化靠拢。张艺谋去了哪里?刚开始与余华并道而行，拍摄了《活着》，之后便去了市场，打拼……与人类伟大的传统艺术的断裂是原因之一。那些伟大的传统艺术到底有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那些珍藏于大地与天空中的古老的精神需要用文字去叩开……

我们在文章开篇这样断章取义的拿出别人对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评论到底是要说什么?

中国拥有着的几千年传承的民俗文化随着农耕文明的没落、工业文明的到来在五四这一拐点之下开始走向衰败，在信息文明的今天更加显得一文不值，这是不争的事实，或许传统民俗文化的割断是世界范围的事实也不为过，的确，一切不适应当今人类发展的东西被淘汰是必然的，过去几千年来，这种淘汰始终在进行，并不是当今的产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还有一种为着古老文明的丧失感到无限痛苦和惋惜的呼声同样伴随着中国以及世界几千年历史，这又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自工业文明兴起至今到信息时代以两百多年的时间颠覆了人类上万年的农耕文明、航海商贸文明等，这种呼声却愈乎高亢，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淘汰了什么?什么是价值?我们又惋惜什么?这还要从什么是民俗文化说起。

我们并不是在做学术论文，也无须从专业书本中找到准确定义，简单一句话就是：人类因地域等自然原因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段里逐渐形成了某一集团和社会人群相对统一的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与人与神鬼)，并将其上升为这一群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不错，这一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会因为特定的外界干扰产生变化，或有淘汰，或有诞生，但也或因地域等自然条件没有改变情况下自动恢复原貌，跪拜礼消失了，拱手礼也淡出了，湘中古梅山苗瑶族的椎牛祭早在清朝就被废止了，自明朝引进辣椒以后，湖南整体“呷的咸”的饮食习惯改为了“无湘不辣”，于是很多人就站出来发表进步观点，认为中国很多民俗文化已经失去了价值，只有记录价值，使之成为文字性历史链条即可，而早已没有了保护和传承的实际价值，甚至打着“历史只能进步，绝不能倒退”的伟大旗帜引领自己和众人走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建功立业，以为如此便可以实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天下公理，那些呼唤回归的声音简直就是腐朽化身的哀嚎，然而他们忽略了我们前边所讲民俗文化的后半句话，“任何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最终上升为了这一群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我们甚至还可以修改这一结论为“人类正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信仰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作为依托”，这说明了什么?人类的生命诉求是精神家园而不是物质家园，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只是民俗文化的形而下体现，而精神支柱和信仰才是民俗文化的形而上内核，这就是人性使然，失去了这个内核即便完全保留了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也早已灭绝了民俗文化，坚守这个精神家园即便失去了具体地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唤民俗文化的回归，这个呼声的根本来源就是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和信仰，这种呼声就是精神家园在人类内心深处无意识地本能地呼唤回家的反映。怀化学院刘忠阳教授说得好，现代人们的拜金主义和浮躁风气其实也是当下的民俗文化，他反映了这一时段人们精神支柱和信仰的崩塌，这种民俗文化恰恰要被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民俗文化和回归民俗文化之间有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链条存在并存在过，他恰恰使人类对什么才是民俗文化产生了觉醒和认知。老子讲回归自然，孔子讲回归周礼，这些先师圣人难道那么不识时务，一味追求倒退吗?不是，我们错怪了他们，他们希望的正是要我们不要丢失文化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和信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开篇拿出“颓了”的王朔和“要求被放下的”张艺谋作为例子，这些大师们用自己勇往直前的开拓经历和成败结果验证了他们从一开始的革命创新行动就逐渐远离了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家园，他们自认为的现实主义其实只是写实主义，而写实主义就是物质至上主义，最终成为了虚无主义，他们没有对居住在精神家园的人性进行思考，没有对中国人的人性蜕变形成的具体体现进行思考，不，他们思考了，并始终在深刻地思考，他们写出了北京市井特色文化以及拍摄了诸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然而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无奈呢?因为他们的思考逐渐离开了中国传统并独特的民俗文化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和信仰。

十年前我从北京来到从未听说过的新化小县城，八年前我作为一个初次来到新化三年的外乡人曾经写过《新化文化现状之我见》，这段时间让我这个没有对民俗文化有所认识的所谓文化人对民俗文化开始觉醒，时过境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而今新化的文艺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而我对文艺发展的路线方针思考也趋于成熟。中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却在百余年前遭受空前打击，目前很多传统文化更是处在消失和没落的状态下，并被视为野蛮和文明以及落后和进步的分界线，然而那些承载文化的具体表现崩溃后而形而上的精神家园真的被摧毁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在精神家园的召唤之下，那些古老的永远具有价值的民俗文化正在觉醒，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批儒学国学大师，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或许不如韩愈、曾国藩等，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可谓前无古人，因为他们正处在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打击的时代，这种打击恰恰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认知的觉醒，一个民族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坚守者，依靠的就是这种觉醒，因此中国的民俗文化并非处于消失阶段，中国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正在觉醒。

作为新化县以及周边湘中古梅山大地所承载的梅山文化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也正处在觉醒和振兴的时刻，记得新化县知名作家曾晨辉十年前写过一篇散文叫《春江花月夜》，早已成为全国中学生课外读物，但我当时就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说我从你的文章里看不出场景是哪里，说明这篇文章没有把地方的民俗特点昭示给读者，他当时没有坚持也没有反对，但而后他的作品越来越靠近并紧紧依托在家乡的梅山文化之上，成为文学大家；他的老师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姜贻斌始终坚守在家乡的民俗文化家园中，其作品《火鲤鱼》更是闻名遐迩。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已不言而喻了。

为此我以及我所依托的新化县梅山文化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原新化县文工团)已经制作了民俗文化挖掘和传承的工作方针和规划，那就是对外走向农村教学，在培养农民文艺演出队，配合县政府文化旅游战略的同时深入挖掘和学习梅山传统文化；对内回归县城小剧场演出，让老百姓从电视前回归到久违的剧场，观看自己家乡喜闻乐见的民俗故事和演出，目前下乡教学我们已经初见成效，在国家4A级景区紫鹊界建立了三支成熟的可以独立演出的农民演出队，并挖掘出一大批过去未知的新化山歌传承者，特别是西河的伍分邓老师，现年六十六岁，他掌握并会演唱的原始新化山歌达一千余首，我们正在建立新化山歌资料库，还有奉光湘老师，他作为一个农民撰写的接地气的山歌歌词，使得我们文艺工作者依靠他的歌词所排演的节目频频在省里获得金奖，这些年我们还制作了新化山歌专题讲座以及录制了新化山歌专辑，并出版了梅山武学以及进行了新化县傩戏调演；县城小剧场建设以及被新化人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十麻子》创作都在进行之中。

道路绝非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我们始终未敢掉以轻心，就全国而言，民俗文化的研究和大型演出到处都呈现出蓬勃之势，《印象刘三姐》等印象系列实景剧演出以及各少数民俗的各种演出让我们大开眼界，各县市都在打民俗文化这张牌，以致目前最流行的《舌尖上的中国》等电视栏目，但在我看来大都还是应景之作，点到为止，为什么?民俗文化绝非表面的形式独特，也绝不是以形式新颖能够涵盖民俗文化所有内涵的，民俗文化的家园还是在精神支柱和信仰层面，说到底还是探索人性在民俗文化之下的独特反映，湖南人从“呷的咸”到“无湘不辣”但“霸的蛮”的人性独特反映却始终没有改变，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中国话剧院，有各省级话剧院，每年推出的话剧以及获奖的话剧不胜枚举，然而一个弹丸之地的台湾，赖声川作为台湾几百个戏剧社团之一，却以一人之力横扫大陆戏剧届，这是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直追人性，这是一个长远的探索过程，绝非应景之作所能替代，而他们所处的人文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可以长期研究人性和民俗文化以及施展甚至反抗获得觉醒的平台。就新化县而言，人为的因素导致我们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有时会举步维艰也是我们引以为憾的。

首先我们作为新化县委宣传部下边的二级演出单位所制定的具体推广规划和县委县政府关于文化旅游的总体策略不能做到上通下达，也就是说上级县政府制定的整体县文化旅游步骤和措施我们无从知晓，或者知道了却和我们这种二级演出单位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如果真的按照这种没有关系的方式运作这个演出单位，那么势必会行将就木，最终自生自灭，而我们根据县政府整体发展战略“文化塑县，旅游活县”所主动制定的可以让我们产生活力的具体演出和推广规划上报后石沉大海，甚至有时还与政策相互牴牾，比如我们大力开掘的《新化山歌讲座》和专辑以及《梅山武学》成书三卷都是对新化县文化及旅游极有贡献和价值的，但我们至今却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为此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第二，由于第一个问题导致我们感觉我们作为二级演出单位并没有和文化旅游各级单位形成统一整体，而是一个单纯的执行单位，平时任由自生自灭，关键时刻却被通知马上演出，就像过去被邀唱堂会的戏班子，戏班子的戏曲是固定的，而我们的节目是要根据每次活动决定主题和排演节目的，比如时下奉家要举办渠江源桃花源茶文化开园仪式，一定要有以茶文化为主题，但我们平时想在各种文化上开掘希望获得政府资金扶持时却没有答案，突然需要茶文化演出，节目从何而来?今年大熊山又处于山门即将落成，一定需要切合大熊山文化主题的演出，然而目前我们没有领到任何关于演出余热性的准备工作任务，于是我们自主决定希望在大熊山招收并建立农民演出队，并开始对大熊山文化主题进行开掘研究，但此项上报后还是没有结果，我们没有资金和政府扶持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突然又是一声令下，半个月推出一台大型节目，试问，真正具有文化水准的节目以及适合的服装道具布景又从何而来?其结果可想而知，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一些表面光鲜的应景演出罢了，其文化内核在哪里呢?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事情本身就不是搞文化的严肃态度；第三，国家既然把国家单位改制为企业，就是希望我们走向市场，接受市场考验，那么我们就要有一套自我保证生存的商业计划和资金，说的清楚一些，就是作为公司存在的单位一定要有自己的资金储备，即便有时政府资金短缺不能尽快进行扶持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率先拿出资金迅速展开具体工作，然而梅山文化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的账号是零，每次申报资金都需要临时上报，这点虽并不为过，但所消耗的时间又是我们无法掌握的，这种申报有时会拖上一年以上，试问，当下的工作又如何展开?第四，作为一个二级演出单位却没有任何能力、财力招收创作和演出新生力量，也没有这方面政策支持，导致队伍年老化，无法做到根本性的更新和质量提高，前几日娄底涟钢艺术团解散，有众多舞蹈演员流失，但我们没有相关政策将其纳入麾下，只能任其到工厂生产第一线工作，优秀的专业人才就这样错失交臂，甚为痛惜，而我们新化遇到县里大型“有脸面”的活动，省市级“正规军”单位蜂拥而至，掌控策划、组织、拍摄、演出等一切事宜，他们完全不接地气，不了解梅山文化，只是断章取义，随意拎取一些我们公司的节目拿出来演出，然而却高成本、高消费，导致我们单位以及新化县诸多策划公司、摄制公司得不到分一杯羹的机会和锻炼，一方任意嫁接，一方无法施展，试问“脸面”从何而来?

这种尴尬的工作状态是如何产生的呢?只有两种原因，第一，还是我们永远谈不完的上级官僚作风，第二，也是我们永远谈不完的下级欺瞒作风，这两种原因相互作用，导致恶性循环，上级越是官僚，下级越是举步维艰，只有铤而走险去欺瞒，反过来下级越是欺瞒，上级越是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只有对下级处处制约。官僚作风的不良影响有三，一，官僚作风所携带的封建意识导致上级是放牧者，下级是牛羊，长此以往，下级严重缺乏主人翁意识，工作都是上级推一步下级再走一步，不推不动；二，产生“不怕不做事，只怕做错事”的下级工作作风，下级只图保禄位，不思做实事；三，下级只能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做大”，甚至是造反，我们撰写此文上传微信都心有余悸，惧怕受到未来工作的更大抵触，这终会导致很多胸有壮志的专业人士最终被锻炼成为胸有城府之人，每日作诗练书画自娱，所谓“跳出世外”，这三种影响最终只换来一个结果就是无论上级多么大的宏伟蓝图最终以敷衍了事告终。欺瞒作风的不良影响有三，一，导致政府资金白白耗费；二，即便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但因上级怀疑，没有后续支持，使得所做之事成为个案不能持续支持和推广普及，比如，我们做了两年的紫鹊界农民演出队培训，花掉政府几十万资金，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农民演出队可以独立面对市场、面对游客的政策，导致紫鹊界农民演出队成为了个案，那么我们如何以事实范例进行下一步大熊山和荣华农民演出队的宣传和培训?三，我们上边所说的制作应景制作也属欺瞒，导致文艺和文化质量不高，无法真正完成民俗文化的复兴大业。

下级终归是弱势，所以无论是官僚作风还是欺瞒作风都需要上级主管领导率先深思，因为二者绝非孤立的存在，并不是遏制了下级的欺瞒作风事情就解决了，腹内有病并不是割去皮肤上的毒瘤就能祛病的，梁启超撰文《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得好，防弊会越防弊越多，县政府上级领导每日工作那么多，有多少是用在防弊上，上级领导反思一下就会明了，为什么不能跳出这个怪圈呢?我与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姜世星萍水相逢，在他以及县政府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于两年前获得了特别资金支持，从而诞生了《大梅山·大传奇》、农民自主演出的《呼唤紫鹊归》实景剧以及梅山组歌演唱会这些丰硕成果，可见上下一心的明显成效，而今我斗胆提出我尖锐的意见，或许会让县政府领导感到不高兴，我们才疏学浅，但有一点可以审明，一个不热爱民俗文化、不关注家乡事业的人只会一走了之或沉默不言，绝不可能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和意见，我在新化生活了十年，新化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片土地才敢冒险直陈，下级不去做铺垫工作，只能上交应景之作，上级不支持下级去做看不见具体成效的文化挖掘和铺垫工作，只会导致下级的应景之作，肤浅却靓丽的艺术作品成为政策的外包装，这一点无论如何防弊也是避免不了的。

最后说一句应景之语：愿新化县文化旅游产业的未来更加美好。

张 明　　　　
201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