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远千里,来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的家乡——湖南新化,看望烈士的父母亲并合影留念。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件极其荣誉和幸福的事情。
新化,我生于斯,长于斯。年少的我亦有幸看望了罗盛教烈士的父亲罗迭开老伯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我刚读小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从城关二小出发。一路经过热闹的十字街,南门湾,青石街,直至出了老城门(城门早已拆除),到了农业银行那地方,人迹已渐渐稀少,大路两旁间或种有农作物,便有进入乡间的感觉了。
罗老伯伯的家在汽车站斜对门的小巷子里,那里曾是一个地主的庄园,后来没收分给了几户贫苦的人家。房屋正中的堂屋,高大,宽敞,在堂屋两边的墙壁上用排笔刷写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因为对“为有”两字不甚理解,至今留有较深的印象。在屋前有一大坪,我们站在坪上列队唱歌,向烈士的父母亲献上红领巾表示崇高的敬意,然后在罗老伯伯的引领下我们进屋参观。
记忆里,屋子光线有些暗,亦较拥挤,也许是住家的缘故。地面铺的是木板,踩上去嘎嘎作响,里屋摆着镶有玻璃的陈列柜,展示烈士的一些勋章,奖状及生前用品等。柜中还陈列着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一棵硕大的人参,是高丽参吧,听说还是金日成主席赠给罗老伯伯的呢。如果那人参还在,当是十分珍贵的了,我常想。
八十年代后,在离罗老伯伯家不远的地方即资江大桥西端修建了“罗盛教纪念馆”,那些摆放在罗老伯伯家里的英雄的遗物等大概也移送到了纪念馆。
那个时代的年青人富有热情,向往革命,崇拜英雄,年少不更事的我扯住了那段激情岁月的尾巴。可惜,我实在太小,没能留下当时看望罗老伯伯的影象。
我手中的这三张照片,收集于怀化、长沙和昆明。一张拍摄于1957年,另两张则拍摄于轰轰烈烈的文革之初的1966年和1967年,都是以罗老伯伯住所为背景。1957年照片里的那些大姑娘,大小伙,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脸上荡漾着甜美的笑容,那真是一个美好的纯真的年代。1966年和1967年的照片明显的烙上了文革的印记,1966年冬,一群来自贵州省瓮安中学的女学生,在全国红卫兵串联的滚滚潮流中她们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来到了新化,也许她们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和梦想——找寻英雄成长的足迹,看望英雄的父母亲。合影中展开一面红色娘子军的旗帜,姑娘们衣着朴素“不爱红装爱武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们的境界与追求。在她们坚毅的脸上充满着红卫兵小将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也许全是娘子军的缘故,她们单独和罗盛教烈士的母亲肖桃英老妈妈合影。1967年的照片中罗老伯伯的胸前挂满了各种奖章,而每个人袖上扎了一个红袖章,手握一本红宝书。红卫兵们则一脸庄重,好象仍沉浸在英雄奋不顾身救人的事迹中。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于今也已年过半百了,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生活过得可好,是否还常常怀念那一段难忘的时光。
八十年代初,我还去过罗老伯伯家的,因为我当时在八中(现在的上梅中学)读书的一个名字叫李红的同学,他就住在罗老伯伯的隔壁,这让我很是羡慕,对他也有些另眼相看了。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一提起罗盛教烈士及其父母亲,心中仍然怀有一种神圣感。
罗老伯伯始终是受人尊敬的,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荣誉。1959年10月1日,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化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委员、中共新化县第三次党代会代表;湖南省第一、二、三、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湖南省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并当选为省委委员;全国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千上万敬仰英雄的人们,专程到新化看望罗老伯伯夫妇,为老人们送去关怀和温暖。仅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就有25个省市5万人(次)看望过罗老伯伯和他的家人们。
自1956年开始,罗老伯伯两次去朝鲜访问,八次上北京参加全国烈士军属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次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在他八次上北京中,有七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中,两次和毛泽东在怀仁堂合影留念,还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并和他们同桌就餐。
罗老伯伯是1986年逝世的,当时追悼大会在县二招待所(现在的党校)大礼堂召开,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送去的花圈就上有百个,是我所见最多的了,可谓极一时的哀荣。
罗老妈妈是1996年3月13日去世的,那天正好是罗盛教烈士诞辰65周年纪念日,市县领导前往烈士老家圳上镇松山桐子村祭奠英灵。98岁的罗老妈妈正病重在医院急救,午后,老人稍清醒,执意要在一旁服侍的媳妇陈纯(罗盛教烈士的弟媳)陪伴她上松山"看望"儿子。媳妇拗不过,为了却老人的心愿。陪伴老人来到了桐子村,罗妈妈在媳妇的臂弯里最后一次亲睹英雄的儿子最初的生命栖息之所后,于当晚10时含笑去世。(图/文:陈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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