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文：文浩然)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新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新化邹氏地学自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来，至解放时，已传七世，约一百五十年，其中比较著名的人士有四十六人，而邹门弟子尚不在其内。由于多年积累，多士发挥，贯通古今，兼采西学，因此，亚新地图，得以独步一时，并非偶然。

　　先父士员先生于1923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大学，从邹兴钷(伯庚)学习。毕业后，在湖北和湖南一些大中学校担任地理讲席，教学之余，并参加亚新地学社的编辑工作，对该社情况，颇有所知。晚年拟编写一篇介绍邹氏地学和亚新舆图的文史资料，因年老多病，命我执笔，勉为初稿。今特将前稿，加以修改，俾成此文。尚乞博雅大方，有以教正。

　　一、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

　　新化邹氏世居湖南省新化县城南七十里(一说八十里)首望山麓之罗洪村，故称新化罗洪邹氏。新化邹氏地学起源于嘉庆时邹文苏的继窒吴夫人。邹文苏字望之，号景山，岁贡生，候选训导，长于经学，尝屈竹篾为浑天仪等以教弟丁。吴夫人名瑚珊，同县吴兰柴(建轩)之女。当士子多沈溺于科举帖括，而绩学之士致力于考据之学时，独兰柴好舆地学，精心考核，著有《地理今释》四卷。夫人随父编校，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尤详于中国地理沿革和群县四至。夫人归邹氏后，生了六个儿子：长汉纪(字伯申)、次汉璜(字仲辰)、汉勋(字叔绩)、汉嘉(字叔升)、汉章(字叔明)、季汉池(字季深)。夫人课读时，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以教子。后此汉纪兄弟皆以经史音韵诸学成知名之士，尤长于地理学，而其中以汉勋为最著。

　　汉勋自幼聪颖好学，传说他曾与同郡魏源(字默深)一次同过一石桥，桥头有一石碑记有建桥缘起经过和捐款诸人姓名钱数，两人相约边过边看碑文，过后背诵，竟无一字讹漏。汉勋年十五，佐长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深究《易》、《诗》经训，撰《读书偶识》三十六卷，后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续编》中。汉勋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窥，通天文推步、六书、九数、金石之学，尤长于音韵学，初著《广韵表》十卷，晚为《五均论》二卷，说尤精粹，论者比之江(永)戴(震)。汉勋特长于地理，尝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通，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丛杂难据，因此，对之考该独详。汉勋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因此知名于世。他又应聘修湖南宝庆及贵州贵阳、大定、兴义和安顺诸府志(贵州诸志共二百五十二卷)。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史传》皆洞中日后情况。他在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后访问魏源于江苏高邮，互出所著相考订，并与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之绘天象诸图。世论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后，并推邹魏。他曾中举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参加镇压太平军之役，战死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年四十九。

　　汉勋的地理学，上继吴夫人，而又有许多重要的发展，尤其对于地图学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吴夫人之学，尚属考据范围，汉勋之学，则已进入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他的地学著作颇多，其中为世所重者，主要有下列三种：

　　一为《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修撰地方志的要点，主张修府志应“以州县统乡里，以乡府统村、团、都、碧、大小相维，如国家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焉。”(在这里，前面的州指与府平行的直隶州，后面的川指属于府的属州。)他又认为修志必须注意下列六项工作：(一)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须明析登载；(二)山水原委，分合远近，必须缕述无遗；（三)居民氏族必须详载；(四)书籍碑版必须详载；(五)人物必须确记(不可简略或浮夸)；(六)科目必须续登，援例必须增人(科目捐府属近科举人进士恩拔付岁优廪增附各贡生；援例指援例京外各官，恩荫世袭诸职)。以上六项均切中旧志之弊。汉勋按此六项搜集资料，修撰新志，因此，他与同府邓显鹤(湘皋)共同主修的新志远过旧志，当时称为海内第一。这六项是供后此修志者的参考。

　　其次为《极高偏度说》。本文专沦测经纬度的原理和方法。经纬度是用来确定各州县都邑在地图中的部位的一种科学方法，在地图测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人民早就有了关于经纬度的知识。《周礼·地官·火司徒》中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景(影)”之说，《周礼·考工记》中有“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的方法，唐代(公元八世纪)在开封一带进行了世界第一次关于子午线的测量，宋代沈括(公元十一世纪)有直测北极术，元代郭守敬(公元十三世纪)发起测量全国纬度的计划，测定了纬度二十七点，清康熙年问(公元十八世纪)测量全国各省重要城市的纬度。汉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周礼》一书中关于测经纬度的原理和方法作了精辟的发挥。他认为善言地者，必合乎天度，地之合乎天度者，以极高(即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为最著。所谓极高即纬度，所谓偏度即经度。用经纬度就能确定一地的东西南北位置。他又认为《周礼》所谓测土深即测一地的南北位置，正日影即测一地的东西位置。均以土圭测之(土训度，土圭即度圭，是一种玉器，古代用以测日影)。他指出：测士深的方法是根据一地日影的长短，来测定它的南北位置。因中国位于北半球，越往北则日影越长，气温越低，越往南则日影越短，气温越高。他又指出：正日影则是根据一地时刻的早晚定东西，这是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东边的日出入早于西边，东边的时刻也就早于西边。正日影的方法是在月蚀时选择纬度相同经度不同的几个地点，同时看准中星(二十八宿依次居天中之星)，起漏刻(开始计算时刻)，各个地点都推至次日日中影正午之时，验其时刻的多少，以知天之正午，因此称为正日影。于是转以时刻折算偏度的度数（每一小时相当于经度15°)，以定东西相距度数。但是，经度要有个基准，基准处的经度为0°，作为计算经度的起点。他的方法是：先以测土深求出中国的南北大距，以正日影求出东西大距，再将两个大距折中，就能算出中国的地中(地理中心)。他认为这个地中就是昆仑，昆仑正值天之午位，其地日中(太阳当顶之际)，即是天之正午。昆仑之东日出早，当昆仑正午时，东边的太阳已过天中，因此是下午的景象(景夕)；昆仑之西日出晚，当昆仑正午时，西边的太阳还没有到天中，因此是上午的景象(景朝)。他还认为中国有四极，各极的特点是北寒南暑，东风西雨，景夕多风，景朝多雨。此外，他还根据邹衍、淮南子的说法，认为中国有九土，禹贡九州是其中一土，即东南神州农土，昆仑在其西北。每土也各有其地中，叫土中。神州土中在阳城、洛阳之间，其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周公在那里建立周的首都(王国)。最后他认为任何地点都有其极高偏度，即经纬度。利用极高偏度即经纬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府州县的位置。他的这个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合。他的胞弟汉池曾根据这个原理作有《经纬度表》二十二卷，推算中外各国要地的经纬度。但由于国外部分系根据魏源的《海国图志》增入，而所用魏图辗转摹印，颇有不准之处，以致汉池此表亦不尽精确。如表载伦敦经度为北京中线(当时中国以通过北京天文台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偏西127°10’，而我国现用地图载北京经度为伦敦中线116°有奇，误差达十余度。汉勋侄子世诒(子翼)曾应湖北巡抚胡林翼聘，修《大清一统舆图》(胡以李兆洛《辨志书塾舆图》太简，乃另行编纂舆图供军国之用，聘汪世铎、邹汉池、邹世诒等参与其事，汪作凡例，汉池推测经纬度，世诒绘制全图，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时的《内府舆图》，世称胡图。李图与胡图均有经纬度)，也应用了汉勋这一原理。后来汉勋长孙代钧对此原理更加发挥，并采用西学，使邹氏地学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三是《宝庆疆里图说》。在这篇文章中，汉勋论述了地图的基本绘制方法。我国地图绘制，起源甚早。晋裴秀(公元三世纪)总结了前人绘制地图的经验，拟订了绘制地图的准则，称为“制图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法。清胡渭(朏明)加以申明，并以鸟道为要。汉勋认为渭所撰《禹贡图》不画支川，因之地势差移，亦未为精妙。其后画图大半委之画工书吏，画工只知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其法与画地形之法迥异，书吏则敷衍塞责，毫无法度，因此不可得善图。汉勋修《宝庆府志》，欲画《宝庆疆里图》，因缺乏适当的画图准则，乃精研古法，加以增减，并传授修志有关人员，共成此图，一时推为杰作。他于图后并附之以说，将裴秀六法概括为四要，又申述为二十六病。关于二十六病，因篇幅有限，这里不作介绍，只简介四要。所谓四要即分率、方隅、鸟道、道里。所谓分率即图与地的比例，据汉勋自已的解释是：“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辜榷而命之之谓也。其法画纸为正方格，方千里或数百里数十里数里，唯所命，此作图之第一义，决不可变者也”。这就是所谓计里开方，在纸上画许多五格，以方格的每一边代表若干里，再把实地的各项标记(如山脉、河流、城邑的标记)画上去。他认为确定分率以后，还要造一个“分率之尺”(即今之比例尺)，尺长相当于图纸的十格，依次再画寸分。据此可以计算两地的距离。所谓方隅即是方向。他认为古人所用十二方或十六方太疏，测量所用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则太密，以酌用二十四向为宜。每图都是上北下南，确定一地在图上的方向，就须先定中宫。如作一县之图，以县城为中宫；作一府之图，以府域为中宫。绘图时因一县一府不必是方形，县城府城又不必在县府之正中，故中宫不必在纸心。为此就要采取移易中宫之法，先将府县城郭画在纸心，然后摹套到适当的位置。所谓鸟道即空中“直径”，“空中飞鸟一直无回转之道也”。根据鸟道可以定方向远近。裴秀六法中的准望包括汉勋的方隅、鸟道两项，汉勋认为这两项非常重要，须分别列举。他又指出，鸟道的测法有二：“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则以日星”(即《极高偏度论》一文中所述测一地东西南北之法)；就其小者而言，“就一郡一县之细者，则以勾股重测”(即三角测量)。所谓道里即是距离，沿人行道测之。绘图之所以必有道里，是因为地图必须画出山川，而山川常多曲折，不如人行道之直，所以不能根据山脉河流来测距离，要沿人行道来测。裴秀六法中有道里、高下(指地面高低)、方邪(指地物形状的斜正)和迂直(指道路、山脉、河流的曲直)。汉勋认为这四者都是有关道路的方法，在测绘道里时可以把高下、方邪和迂直都包括在内。此外，他还论述了图例和标记的方法。汉勋所述地图测绘方法，虽然简略，在当时测绘工具很不完备的条件下，他发挥裴秀“制图六体”，参考胡渭等的意见，主张采用张衡的计里鼓车等工具，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较古法为先进的地图测绘方法，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套方法，不但用于测绘《宝庆疆里图》，而且为他的亲友、兄弟和后代特别是他的孙子邹代钧所发挥和应用，在中国地图事业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汉勋的其它重要著作有《水经移注记》二卷，《宝庆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共十七卷，《易象隐义》二卷，《春秋谷梁传例》十四卷，《说文谐声谱》十六卷，《五音表》十卷，《六国春秋》二十四卷，《贵州沿革考》二十卷，《敦艺斋文集》三十六卷，《诗词》十六卷等。

　　二、邹代钧与舆地学会

　　新化邹氏地学至代钧而大盛。代钧系汉勋长孙，字甄伯，又字沅帆。他幼开朗，思继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秀才)，负祖父汉勋遗稿，走谒左宗棠于甘肃酒泉军次，乞序而刊行之，即后传《邹叔子遗书》。宗棠以代钧为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文书。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秋，代钧经两江总督曾国荃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为随员。适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日亟，欲争哲孟雄(即锡金)为印属小国，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邮咨刘瑞芬与英人交涉。刘召集诸随员商议对策，诸人相顾不发一言，独代钧引古证今，论述哲与西藏的历史关系，证其不属印度。散会后又写了个报告给刘，刘平日依靠秘书方某，方厉声反对说：“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那知大计!我天朝泱泱大国，难道在乎这个七十里的小部落。今天英人既要，不如给他，以维和好!”表现一付洋奴相。使馆参赞英人马格里支持代钧的意见，说：“代钧系地理学家，其言凿凿，如据以译复英外部，保证万无一失”。刘照马的建议办了，英外部果无词以对。但由于清廷昏聩无能，结果还是英国侵占了哲孟雄。代钧于是益感地理学的重要。有暇即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认识了“度里相差”之理。所谓度里相差是当时中国地图绘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地图上的经纬度数与地球上的实际里数不相符，在清代，规定地图上经度每度相当于200里，但实际测绘结果，往往不等于200里。代钧认为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用这个不准的尺量地，地就随之不准，再去绘图，图也就不准。他认为为了纠正这个缺点，就要先以地定尺，有了准确的尺，才能有准确的图。而法国的米突尺(当时一般译为迈特)是用地定尺的典型，相当于地球子午圈的四千万分之一，因此他主张根据米尺来制出一种专门用于在中国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尺为米尺的一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即0.308642米。他把这个尺叫做中国舆地尺。它的计算方法如次：

　　地周经度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丈，每丈10尺，则：

　　地周子午圈长=360×200×180×10=129，600，000尺，

　　或 =40，000，000米，

　　从而，每尺长度=40，000，000÷129，600，000米，

　　即中国舆地尺长=308，642÷1，000，000米，

　　或 =0.308642米。

　　他于是请西匠制了这样一支中国舆地尺，以用诸地图测绘工作。他的这个创新，在那个度量混乱的时代，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代钧随使英俄，期满归国，叙劳保知县。时清政府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言地图测绘事宜，其要有三：一测天度，一测地面，一依率成图(均详后)。说理帖湛详确。会典馆总裁采纳其说，并推荐担任该馆纂修。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又电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图成，附之以说，指出：“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吴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辏，观此则知所轻重矣。”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者，为我国负有盛名的历史、军事地理家)。代钧才而侠，好谈兵法，尤其对东南海防、西北兵情，指陈凿凿。中日甲午战起，代钧建议清政府，分全国为五镇，各道兵集于京津间，用新法训练，移驻辽阳、牛庄、海州、益县、金州、复州，与日人为久战计。又建议合南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艇，巡逻海上，截断日人供应线。凡数万言，顾有见地，但以清延昏聩，竟置不理。此时，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的编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况》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席。不久，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代钧倡言：“当此新旧交接之时，大惧新知未浚，旧学先亡，当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庶几无奇邪偏宕之弊！学部之设，当以干涉各省学务为主义?所谓干涉者，非徒文书往来之谓；一乡一村无学堂，学部之责也；一男一女不知学，学部之责也”。学部成立，补员外郎，迁参事厅行走，均以病辞。之洞又荐代钧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與地学会，时年五十五。

　　舆地学会是邹代钧一手创办的，是我国最早的编印和发行地图的企业。当代钧由英伦返国时，所购地图精本为国內第一。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狂，清政府对外交涉，不断失败，丧权辱国，局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多讲经世之学，求所以富国强兵之道。陈三立(江西修水人，吏部主事)、汪康年(浙江杭州人，进士)、吴德潇(四川达县人．知县)三人尤有名(均属资产阶级改良派)，代钧与他们商议说：“英国陆军部、海军部设地图局，已有二百余年，未曾中断过，由此可知英国称霸世界，与多年研究地图有关，现在我国政府不能办，我个人来办！”陈等三人极力赞成，于是在武昌创办與地学会。他认为“地理是学术的根兹，政治的基础”，因此下定了“此会当永不停办”的决心。以后他的工作虽然很忙，往来湘汉，服官四方，但经常以图局自随，综绘中外总图分图千余幅。这些地图主要有下列特点：(一)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例如国内取材于《大清一统與图》(即前述“胡图”)、会典馆湖北湖南等省分县详图。国外取材于英、俄、德、法等国名图，其中如《亚洲北段图》，原本俄文，经邹世可(伯宗)穷数月之力，译成汉文，绘制刊行，成为当时亚洲北段图中最精最详之本。(二)采用新法编制，并经过仔细审查修订。代钧发挥祖传地学，又学习过西洋新法，于地图绘制理论及方法，多所创获，据以制图。同时，对于制图根据的各种资料，包括中外名图，均进行了审核、修订、选译等工作。例如所据国外各图．均以其本国文字注记，经纬度以其本国首都观象台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用其本国尺度(英、俄、法、德尺)。代钧则均加以更改，外文译成汉文，经纬宦改为以北京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改用中国舆地尺。此外，还综合中外地图特点，详为图例和注记，以便辨识阅览。(三)印刷采用新式的烂铜版法。画图于铜版上，用浓硫酸腐蚀后即成。这个方法是代钧派人赴日本苦学而得的。由于采用了具有以上特点的制图方法，因此，邹氏地图精审、清晰、美观，与中国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遂屹然为中外各方面所重视。参加舆地学会工作的人有邹世可(伯宗)、永良(易卿)、永喧(焕廷)等人。自代钧卒后，世可、永良亦相继谢世，代钧门人周震麟(字道腴，湖南宁乡人，从代钧学于两湖书院，博洽工文，尤擅地理，主讲长沙高等学堂)在侧，见其师身后肖条，舆地学会无力续办，乃建议当局，将学会图经(经即地图说明)底片，印图器械，售给学部，得代价以赡养代钧后人，并资助代钧堂兄代藩（注）革命经费。

　　代钧在地学上，造诣甚深，一方面，他继承其祖父汉勋之学而作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他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知识，特别是地图学知识，把它介绍并应用于中国，使中国的地图测绘事业，发生了很大的改革。

　　代钧著述甚多，其中绝大部分为地学专著。而地学著述之中，主要的有《上会典馆书》和《湖北地图测绘章程》。兹分别简介如次：

　　在《上会典馆书》中，代钧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和绘图三个问题，这三者是地图测绘中的三件大事，合之则为地图测绘的一个总纲。

　　(一)测天度以定州县的部位。他继承和发展了汉勋的《极高偏度说》，其沦述有以下特点：（1）不提极高偏度而直接提经纬度，对测经纬度的原理，论述较为深入和明确。他说：地球赤道相当于天空赤道。地之南北不同，则极高(即北极星出地高度)不同。如人在地球北极，则以北极星为天顶，北极星最高，为90°；人渐往南，则北极星渐低，到了地球赤道，北极星与地平线合，北极星最低，为0°。地之东两不同，则日出入迟早不同，东地之日出入早于西地。地周360°，与天周相应，每度60分，共21，600分；日历天周为昼夜，分24小时，每小时60分，共l，440分；因此时间上的1分，相当于经度上的15分，时间上的4分相当于经度上的l度。此地在彼地之东1度，则此地之日出入早于彼地4分时(时间上的4分)。(2)他认为定天度必先定午线。所谓午线即是起始子午线(也叫本初子午线)。例如中国从前以通过北京天文台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这与当时西方水平是相当的。他还认为《周礼·考工记》上“匠人建国，水地以悬”一段就是讲的定午线的原理和方法。他这些不再沿用中国传统的地中、土中和东风西雨、景夕多风、景朝多雨等说法。(3)他认为西人定其国之午线，也用“匠人建国”之法，但是西人不用土圭、漏刻等，而是用子午仪，纪限仪、经纬仪和极准时表等。他还介绍了这些仪表的用法，以求比较精确的结果。

　　(二)测地面以定州县所辖之各地。他认为地面辽阔，远近不一，高低不齐，要测绘成图，就必须采用三角测量法。中国古代九数中的勾股，《周髀算经》中有“卧矩知远、仰距望高”二语，可以包括一切。

　　(三)绘图。他认为绘图首先要明分率。所谓分率即图与地的比率，如以图上一尺代地上一里(即1800尺)，则其分率为1：1800。但作总图时，此分率太大，可用1：900，000；其它各图，视详略而定。其次布经纬度。经度当赤道处，每度相距200里，最宽，渐北则渐狭。经纬线最好用圆锥通径经直纬曲之法画之。为了画经纬线，他建议作八线表和分率微分尺，并叙述了画经纬线，定一地经纬度的方法。又其次是画地面高度，他介绍了等高线的画法。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中国古代关于经纬度的理论和地图测绘方法，也介绍西洋地图测绘方法，提出了当时适用的测绘地图的准则。这些准则为会典馆所采用，对中国地图测绘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一文中，他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鸟道，测地面人行道、用人、用器、绘法和图说等七个问题。关于测天度，他叙述了经纬度的简要理沦，同时指出，应派遣精通算法，善用仪器的人员携带经纬仪、度时表遍往全省六十八州县治所，测天求度。又于每州县四边之界，南北东西不致平行之处，择四定点，定其经纬度分，而名山之峰，大川之口以及古郡县旧治，关隘险要，亦定其经纬度，分注于册。此外可增设各点。既得若干点，再求各点间的鸟道(直线距离)，为三角底线，以便进行地形测量。关于测地面鸟道，他叙述了平面控制测量的三角量测法。关于测地面人行道，他认为既测地而鸟道，已得山脉、水道、道路和界线四者的转向，而四者的小曲的远近，则须用测人行道的方法测得。具体测法是用测向仪定方向，计里轮量远近，一人测向，一人记里，择要详为记载。关于用人，他主张招聪俊耐苦生童二十人，教以测绘，学习三月，结业后，随同省测绘局十二人，分四大路，每路八人，共测一州县，两年测完，再加绘图一年，共三年。关于用器，他主张采用西器，酌用经纬仪(能辨十秒者)，度时表测天，测向仪、夺林仪测地。关于绘法，他认为所采分率，全省总图定为九十万分之一，州县分图十八万分之一，草图一万八千分之一，用园锥通径法，作经直纬曲之式。关于图说，他认为会典馆所发表格，其中叙述沿革、疆域、乡镇是略仿班固《汉书·地理志》诸书之例，叙山则拟山经，叙水则拟水经，又详天度、道里，而山之矿产、要隘，水之圩、堰、桥、津，均记于当处之下，简而明、要而详，自应遵守。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会典馆所发章程表格，详细规定了湖北省测绘地图的具体办法。使以后编出的《湖北全省分图》(又称《湖北会典馆图》)成为一册精审的地图，由此也可知中国当时地图测绘工作已达一定水平，而邹代钧在此项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地图测绘是一种专门的学科和技术，这里篇幅有限，只能就邹代钧的主要贡献，介绍其梗概。

　　邹代钧的论著还有：《上德宗皇帝书》，论述清会典馆编绘地图一切事宜；《光绪湖北地记》二十四卷；《中国地理讲义》六卷，主京师大学堂讲席时所撰；《直隶水道记》二卷；《中国海岸记》四卷；《会城道里记》二卷；《中俄界记》三卷；《蒙古地记》二卷；《日本地记》四卷、《朝鲜地记》二卷；《安南缅甸暹罗地志》三卷；《印度阿富汗俾路支三国地志》三卷；《两域沿革考》二卷；《五洲城镇表》二卷；《五洲疆域汇编》三十二卷；《西国译略》十二卷；《英国大地志》十卷；《中外舆图》六十八幅；《西征纪程》四卷；《中国地志略》和《外国地志略》，均高等小学教科书；《湖北全省分图》；《湖南全省分图》；《西藏全图》等。

　　三、邹永暄等人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邹永暄字焕廷，系代钧族侄。初佐代钧修《湖北会典馆图》，测量罗田。图成后，其它各只亦出所测图相合，多有差错，永暄所测图独善。代钧创办舆地学会，由邹世可负总责，永暄从世可学。其后代钧、世可相继去世，舆地学会瓦解，其地图底本，制图器械均由清政府学部购去，而不知如何使用。永暄慨邹氏地学顿衰，邹氏地图不复见于世，乃起而继之，创设亚新地学社于武昌家院坡18号(今武昌民主路)，作为一个编辑、印刷和发行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企业。他于是召集同仁编印地图三十余种行世，邹氏世业，得以光大。所刊诸图，皆经同仁肆力搜求，殚精刻绘，铜版石印，著色七套，于是邹图复见重于世。永暄年六十时，以图学付其子兴钜。永暄善书法，手临汉碑，见称于世。他又热心公益事业，买田输与新化教育局及慈女、慈儿、救济三院。他于解放后卒，年九十余。

　　兴钜字伯庚，武昌方言馆毕业，通日文，曾教授地理于沈阳、武昌两大学，后继承父业，专心主办亚新地学社。对该社工作，颇多改善。编印各图，随时调查，随时更正，附有表说，以供参考。水道则源流俱晰，山岭则咏络悉陈，至于疆域之广狭，都会之位置，物产之盈亏，道路之通达，无不一一详哉，以便学者。而且稿出必勘，付印必校，核对再四，而后敢出一图，如此慎之再慎，因而每一图出，风行海内，远至南洋。又扩大厂房，设置电机，改进印刷，精益求精。并相继在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等处设立分发行所，业务发达，盛极一时。我于1936至1937年间，就读于武昌武汉大学，课余曾多次前往请益，每见他披览典籍，审核图稿，老而益笃。他对青年学子，甚为关怀，教以勤学爱国，令人肃然起敬。以后我随学校离汉西迁，犹常从家父信中知其情况。1938年武汉沦陷前，兴钜即将亚新所有图片底本及印刷器械运至新化原籍，继续出版，各方面所需地图，得以供应无缺。当时兴钜已患病，犹编图不辍，遂至不起。兴钜生平所著有《春秋战国图说》四卷，《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四卷，《华英对照列国图》四十幅，《中国分省图说》二卷，《京省道里图说》四卷，《江苏道县图》及《河南道县图》四十四幅等。

　　兴钜卒而其子新垓继。他毕业于清华大华地理系。当时该系教地理者为张印堂、洪思齐两先生，教地质者为冯景兰、袁学礼、孙云铸、杨钟健诸先生，教气象者为李宪之、赵九章两先生，皆一时名教授。新垓既从诸先生学，又曾考察滇西数十县地质，所学益进。他既继父业，益发奋，所编著有《世界地理纲要》、《中国日本中南半岛南洋群岛航空图》八十一幅，又改编《新世界列国地图》、《本国析类分省地图》和《袖珍中国分省地图》等各一册。他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地学会《地学集刊》的编辑工作，该刊由亚新出版，每年四期。他并曾任成达高中女校、新化师范、兰田师范学院讲席。他与我在小学即熟识，后亦有交往，其人深思好学，故能有成。亚新转入国营后，任地图出版社付总编辑，近年去世。

　　亚新地学社是邹氏独资经营的，参加地图及书刊编辑的，邹氏而外，还有任职三十年的主编欧阳缨。他字梅林，编图甚多，主要有《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和《本国析类分省图》等，解放后任地图出版社付总编辑，现已退休。家父士员先生兼任该社编辑三十余年。他字侪皋，武吕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湖北、湖南两省大中学校任地理救席四十余年，编有《新中华分省地图》、《新世界列国地图》、《袖珍中华分省地图》、《袖珍世界列国地图》、《实用世界列国地图》等的表解，以便学者，《本国地理讲义》、《世界地理讲义》，以教学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等职。1965年去世。

　　抗战胜利后，亚新迁回武昌原址。由于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疯狂向解放区进攻，导致全国人民痛苦不堪，通货膨胀成灾，物价不断飞涨，作为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亚新地学社日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其至职工生活也难以维持。1949年武汉解放，亚新职工和全国广大人民一样，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获得新生。以后，该社迁至上海，与上海几家地图出版企业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地图出版社。其后，又迁北京，再改组为国营地图出版社。至此，亚新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告结束，而中国的地图出版事业则走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附注：代藩字价人，幼聪颖，能文章，年二十四，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年三十，慷慨有大志，发明民治民权之说，唯恐不力，痛制举业之害，亦深恶宋学。曾主讲岳麓高等学堂及宝庆中学，又创办新化实学堂。与黄兴、谭人凤等组织华兴会，后又加入同盟会。辛亥反正，受宝庆士民推举，长军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为十七省代表之一，参加民国约法的制定。后谭延闾第三次督湘，任湖南省水利局长，捐资兴学。1922年卒，年六十二，著有《宁岗县志》十八卷。

　　（据《湖北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1年9月第1版。）